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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土丨冯印谱:"文革"当年,我在乡下看电影

2019-07-12来源:电子产品世界网


作者简介


本文作者


      冯印谱,山西万荣人,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,高级记者。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、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。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、硕士生导师,山西大学商务学院、中北大学客座教授。著述颇丰,包括新闻论著、杂文集、纪实文学、中篇小说、长篇小说等。 


原题

 “文革”当年,

我在乡下看电影



作者 | 冯印谱 



 “文革”年代,看电影,在农村是一件奢侈的事。


我们万荣县有十多个公社,一个公社有十多个村庄,县电影公司只有几个放映队,一个放映队负责包片几个公社放映,一个村庄一个月能轮到一次,已是很不容易了。所以,每当村里演出一场电影,就像过节一样,全村沸腾啦。天还没黑,社员们就早早聚拢到戏台下面,讲究点的搬个椅子凳子,不少人干脆站着观看。我们小孩子嘛,挤在最前面,随便捡一块砖头坐在屁股下面,就相当满足了。有时候嫌位置不好,人群拥挤,索性跑到银幕背后去观看,银幕上的画面是一样的,只是方向反了而已。


一个多月看一次电影,忒不过瘾啦。农村又缺少其他文化娱乐活动,无奈,我们就赶往相邻公社相邻村去观看。上三四里外的村庄看电影,是家常便饭,最远我们去过十多里外的村庄。影讯嘛,十分便捷。跟我们不是一个公社的邻近村夜晚演电影,下午三四点钟,电影队放映员就会在舞台下支起高音大喇叭,一遍又一遍广播:“社员同志们,万荣县电影队今天晚上在某某村放映电影,影片的名字是《铁道游击队》,欢迎广大观众早点入场观看!”每每听到这声音,在地里干活的社员早没心思了。我们上地割草的孩子也提前回家,那里顾得吃晚饭,掀起馍笼,拿上一个冷馒头,再从门后面抽一根葱,就匆匆出发了,边走边啃,乐不可支。



如果上邻村看的是精彩影片,你瞧吧,男女老少,看电影的队伍浩浩荡荡,前不见头,后不见尾。回村的路上,众人依然沉浸在电影故事里,每个人都是影评员,你一言,他一语,热烈议论着电影里的人物和情节,模仿着电影里的台词,分析电影里人物的命运,有时相互争得面红耳赤,一点也不觉得累。


那时放映的电影新片不多,老片多数都受到批判,列为封、资、修禁演了。我们最喜欢看的是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南征北战》《铁道游击队》《小兵张嘎》《奇袭》等打仗电影,后来有了外国进口影片,像《桥》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《宁死不屈》《列宁在1918》《列宁在十月》。人们对所看的影片编有顺口溜:“中国电影新闻简报,朝鲜电影哭哭笑笑,越南电影飞机大炮,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,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。”


再往后,革命样板戏拍成了电影,我们又看过《红灯记》《沙家浜》等影片。有的影片记不清看了多少遍,里面的台词全背会了,但是遇到放映还要看。没办法,农村文化生活极度单调匮乏,而我们小学生初中生正处于求知期、青春期。看了前苏联电影《列宁在1918》,同样处于饥饿的我们,记住了其中那句经典台词:“会有的,面包会有的”,时常模仿调侃。影片中还有男女接吻、芭蕾舞女演员暴露大腿的镜头,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,青年男女嘴上不说,内心肯定荡漾起无限的涟漪。



那时演电影,有一种特殊形式叫“跑片”。遇到发行一部好看的影片,或是政治内容较强的影片,由于影片拷贝稀缺,上面又要求集中观看,人们也渴望先睹为快,就采用“跑片”。“跑片”就是在相邻三四个村庄,每个村庄放置一台放映机,使用同一部影片拷贝轮流放映。先在第一个村庄放映第一盘带子,演完后第二个村庄来人立即取走第一盘带子,迅速拿回他们村接着放映,依此类推。通常,一部影片有三四盘带子,排在最后一个村庄的观众就倒霉了,前半夜焦急等待,后半夜才能观看,有时放映结束,天已经亮了,害得一整夜甭想睡觉。尽管如此,人们仍然乐此不疲。


“跑片”时取片这种差事,我们村常常摊到“黑五类分子”身上。漆黑的夜晚,死寂的田野,一个人在乡间小道骑辆自行车奔走,万一取片耽误了观众观看,就是严重的政治事件,吃不了也得兜着走。一部影片要安排三四个人取片,各取各的那盘带子。有好几次,我看见父亲劳动一天,十分疲惫,或是身体不舒服,就主动代替父亲取片。


我骑着自行车早早跑到邻村戏台下,挤在人群中观看电影。演着,演着,突然,银幕黑了,舞台下的电灯亮了,一盘带子放映完了。我立即挤到放映机前,跟放映员说明我是某某村取片子的,放映员便把换下的带子交给我。我挤出人群,骑上自行车,飞快地往村里赶。心里焦急,也顾不得害怕,天黑看不清地面,跌跌撞撞,跌倒了赶快爬起来,生怕耽误了时间,给父亲闯下祸端。我回到村里戏台大门口,父亲拖着病体焦急地等候着,既为我担心,又怕误了电影放映。我把影片带子交给父亲,他急匆匆挤进人群交付放映员,终算完成了一次“政治任务”。



如此喜欢看电影,到了1970年,读初中的我差一点当上电影放映员。


我们村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搞得红红火火,在全县小有名气,我从三年级就参加了宣传队,成天排演节目,算是主要演员。一天晚上,村里放映电影,是新拍的彩色京剧影片《智取威虎山》。我像平时一样挤在戏台下观看。中途换片间歇,放映员在喇叭里突然广播说:“现在广播一个通知,丁樊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冯印谱和冯某某,电影放映结束后,请到学校来一趟!请到学校来一趟!”啊!真怀疑耳朵听错了,喇叭里怎么会叫我的名字?让我去学校干什么?我在紧张思索,观众也有人在议论。接下来银幕上演的啥,我一点也没心思看了。一直熬到电影演完,观众散场回家了,我跟女同学冯某某帮助两位放映员拆下银幕,收拾箱子桌椅,一并搬到学校。


一进校门,宣传队负责人牛永胜老师欣喜地告诉我俩:万荣县电影公司计划招收几名电影放映员,今晚来的电影放映员在学校吃住,知道我们学校宣传队有不少演出人才,让牛老师推荐几人,他们要当场面试一下,牛老师便向他们推荐了我俩。


哇!真是天上掉馅儿饼,有这样的好事落在我头上?说话间,两位放映员洗漱完毕,过来见我们。他们简单说了一下意图,分别询问了我们两人的基本情况,然后让我们学说了几段“吃葡萄不吐葡萄皮,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”等,面试我俩的口才。接下来,又让我朗诵了一首语文课本上贺敬之的诗歌《回延安》,让女同学唱了一首歌曲。天已经很晚了,放映员让我俩第二天上午再来学校。



回到家,父母亲一直在焦急地等着我,他们在戏台下也听见喇叭里广播我的名字,不知有啥事,替我揪心。我说了情况,父母亲一听,高兴坏啦。假如儿子能当上电影放映员,就等于脱离了农村,进了县城,当上国家干部,挣上工资,吃上商品粮,岂不是鲤鱼跳“农门”的大好事啊!不知有多少农村人梦寐以求啊!后半夜,我在炕上辗转反侧,相信父母亲也没睡沉稳。


第二天是个星期天,一大早,我就来到学校,女同学也早早来了。校园里挺安静,县里的电影放映员把我俩叫到一间教室,发给我们纸和笔,让我们每人写一篇作文,题目是《电影<智取威虎山>观后感》。作文原本是我的长项,平时班主任冯进录老师讲评作文时,常常拿我写的作文当作范文。《智取威虎山》影片虽然是第一次观看,但是戏剧看过不知多少次了,作家曲波写的小说《林海雪原》也看过好多遍,我对故事情节、人物形象相当熟悉,多次绘声绘色讲给同学听。于是,我信心满满,略一思索,腹中拟好提纲,就在纸上唰唰唰写开了。教室静悄悄的,只有我俩应考。不一会儿,我就写好了,仔细检查一遍,修改了几个字词,我俩便交卷回家了。


事后,牛老师告诉我,县里的电影放映员看了我的作文,认为写得非常不错;那位女同学表演也挺好,作文写得也不错。放映员说,我们两人的情况,是他们一路挑选人才感到最满意的,他们回到县上,会把我俩的情况向领导汇报,最后由公司领导研究决定。我们宣传队员和班级同学得知此事,羡慕极了,希望我能被录取,当上放映员,往后,大伙也能够沾光看电影了。



当时的农村电影放映员,不仅要精通放映电影的技术,而且要具备各种表演才能。每次放映在正片开映之前,先要播放一些自制的幻灯片。幻灯片内容配合政治宣传,有的是国内外时事,有的是当地新闻,有的是科学种田。要求放映员口齿伶俐,普通话标准,除了现场解说,还要会说快板、数来宝、山东快书等,以增强现场气氛,吸引观众。这大概是县电影公司要从宣传队挑选放映员的原因。


等啊,盼啊,然而一直没有消息。那时候革命热情把人蒸烤傻了,既不晓得上县城打听打听,更不懂得托关系“走后门”,更别提请客送礼了。其实,像我们家,父亲还戴着一顶“历史反革命分子”的帽子,有啥“社会关系”好托?有啥“后门”可走?最后的结果,还是面试我们的放映员透露的,在全县面试的人选中,我和女同学的成绩都比较突出,他们也非常喜欢。但是,我俩均名落孙山。


一块从天而降的馅儿饼,在我眼前晃了晃,落到了别人嘴里。


跟搬一块砖头看电影简陋相比,我曾有过一次看电影的“豪华版”经历。


那是1976年夏天,我高中毕业回乡劳动,大队团支部书记冯广全没有歧视我这个“黑五类子女”,让我负责团支部的宣传工作。我受宠若惊,劳动之余,定期更换村中央的黑板报,抄写报纸上的时事新闻;遇到“五一”“十一”等重大节日,制作花花绿绿的璧报张贴上墙,还把璧报贴到高村公社大门两边墙上,参加全公社团支部的壁报比赛;在大队部二楼团支部办公室,我负责筹办了一个小型图书室……之所以如此积极表现,私心是为自己将来入党、推荐上大学创造条件。



这次观看电影是在万荣县大礼堂,由团县委专门组织的。县城离我们村30里路,此前去过几次,每次都是参加演出活动,浮光掠影。曾经从县大礼堂门前路过,看见门面巍峨气派,却没机缘进去。据说,这座大礼堂是县委书记王国英、县长阎广洪在任期拍板修建的,在运城地区各县堪为奢华,为此还受过上级批评。我兴高采烈,作为我们大队团支部代表,一大早骑自行车赶到10里远的高村公社,跟各大队的团员代表乘坐一辆东方红胶皮轮胎拖拉机上县城。


一路上,阳光灿烂,田园如画。以前上县城,或坐马车,或骑自行车,乘坐拖拉机是头一次,虽然沙石公路时有颠簸,但车厢里男女青年,有说有笑,心情十分愉悦,从公社到县城20里路,不一刻就到了。


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县城大礼堂,啊!里面灯光辉煌,屋宇恢宏,一排排折叠椅座位,十分舒适,舞台上洁白的银幕庄严漂亮。灯光骤暗,电影开演了,好像影片的名字叫《決裂》,反映的是一所“共产主义劳动大学”开展教育革命,师生跟学校“走资派”斗争的事情。影片故事性不强,人物形象概念化,跟以前看的打仗电影差远了,跟外国电影更没法比。



看了开头,我就看不进去了。心猿意马,想到在农村放映电影,只能在夜晚,遇到下雨天还影响放映;想到在农村看电影,坐一块破砖头,大礼堂的座椅多么舒服哪;想到几年前观看《智取威虎山》,面试电影放映员的一幕……这县城跟农村就是大不一样,屋外明晃晃的太阳,屋内电影照演不误。难怪,农村人那么向往城市,渴望成为城里人,单单冲看电影一项,县城就充滿了无限的诱惑。


影片放映结束,我们仍然乘坐拖拉机回到公社,然后各回各村。其实,当时组织团员集中观看这种歌颂“文革”的电影,是中央高层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斗争在基层的缩影,我们稀里糊涂啥也不懂。不久,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,“四人帮”被抓,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。

 

2013年6月13日于凌空书屋

2014年11月修改

2018年11月14日再改


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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